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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势力犯罪原因的犯罪学研究

作者:006655com神灯论坛网  来源:www.babentang.com  发布时间:2020/3/6 10:51:25  

摘要:实践中恶势力犯罪显现出鲜明的特征,把握和分析其特征和趋势,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是导致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紧张理论”“学习理论”以及“亚文化理论”等犯罪社会学理论,以及“心理分析理论”“攻击理论”等犯罪心理学理论,均可以很好解释恶势力犯罪的发生机理,从而为当前我国有效治理恶势力犯罪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司法机关和各级政府在开展依法打击恶势力犯罪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个案背后的犯罪原因剖析,制定有效预防犯罪的措施,为夺取扫黑除恶斗争的最终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恶势力犯罪; 原因; 犯罪学说;

打击恶势力犯罪是近年来党和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改革事业发展的一项攻坚战。自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明确确定了认定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标准,规定了在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可用“恶势力”等字眼描述。依照此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恶势力犯罪的相关案件时,应当与普通刑事案件区别开,严格按照犯罪集团的相关规定依法从严惩处。这使得“恶势力”能够出现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上,肯定了“恶势力”作为一种半正式刑法制度的地位[1]。在《指导意见》要求对黑恶势力犯罪“打早打小”“打准打实”的要求下,研究“恶势力”犯罪的成因并对“恶势力”犯罪进行犯罪学学理性分析,通过对恶势力形成的原因加以剖析,明确恶势力犯罪的条件及其特征,以便能够针对性地预防此类犯罪,这对于保障“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顺利完成,重点打击恶势力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恶势力犯罪的现象描述

恶势力犯罪有其自身的特征,目前恶势力犯罪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涉嫌恶势力犯罪案由以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居多;虽然2019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恶势力意见》中规定了恶势力实施的主要违法犯罪活动和伴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是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并非是同频率出现的,其出现有一个顺序性的排列。结合《指导意见》对恶势力犯罪特征的规定,因恶势力多采用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欺压百姓,较容易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2.恶势力被告人大多无固定职业;社会闲散人员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导致他们的经济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经济生活水平很低,为了弥补收入上的不足,一部分人从事临时性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大多收入较低,比如小时工、临时工等。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压力。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工作,便会倾向于采取非法手段来弥补物质的匮乏,当他们身边熟悉的人存在同样的状况时,便会结成团伙,形成贪利性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3.恶势力被告人文化程度较低。被告人的文化程度集中于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文盲最少,高中、中专、大专和本科文化程度的人数依次减少,这说明在当前中国的义务教育下,不识字的人已经很少,教育水平的提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的发生。而其集中于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也反映了恶势力犯罪人员整体文化素质程度低,并不会实施如白领犯罪等职务犯罪、网络犯罪,从而造成跨区域、跨行业的严重社会影响。

恶势力犯罪的发展趋势表现为:

1.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近年来,伴随着打黑除恶的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其成效也逐渐显露出来,黑恶势力不再像以前那么明目张胆,而是有了不同程度的收敛,渐渐披上了一层看似合法的外衣来伪装,其以注册公司、创办组织等方式来包装自己,以实现非法目的。

2.向基层渗透明显,寻求“保护伞”。从以前的“打黑除恶”到如今的“扫黑除恶”,恶势力在城市等经济发达地区渐渐消弭,而开始转移至监管治理较为薄弱的基层。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征收成了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分子最大化获取经济利益的来源,黑恶势力通过拉拢、控制、腐蚀农村基层干部而占据农村土地等资源,从而欺压百姓,胡作非为。有的甚至干涉基层选举工作,操作破坏选举以维护其源源不断地非法获取农业自然资源来换取经济利益。基层政权建设越不牢固越容易受到恶势力的腐化,从而形成“保护伞”[2]。

3.恶势力违法犯罪手段走向“软暴力”。近年来,恶势力的犯罪手段不再是过去“打打杀杀”的暴力手段,他们常常采用非暴力胁迫、威胁等方式来攫取非法利益。此种情况下,恶势力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的区分界限不够清晰,难以辨别。以“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恶势力犯罪的确让司法机关在定罪两性时产生了困难。

就恶势力犯罪而言,为了更加具体的明确其行为特征,笔者将从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理论层面加以解释和阐明。

二、恶势力犯罪的犯罪社会学解读

20世纪以后,西方犯罪社会学理论逐渐成为了犯罪学理论的重心。当代西方犯罪学仍受到实证犯罪学派的重要影响,古典犯罪学派也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当代西方各种犯罪学理论、流派、学说众多,最为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紧张理论、学习理论、亚文化理论。

(一)紧张理论

紧张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犯罪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但是每一个人的能力不同,这与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关联。社会上的中层和上层成员往往从事高薪体面的职业,他们接受的教育也全面,因此,他们之间不存在紧张状态。然而,社会地位低下的低级社会阶层成员,其由于经济等条件等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会沮丧,就存在了紧张状态。正如“由于物质文明的功利社会,只重视财物累计的结果,而不重视财富累计的过程,所以犯罪就发生了[4]。”而这些存在紧张状态的人便通过非法手段去达到实现其目的。

当前,我国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也提高,间接也加大了贫富差距。通过对71份刑事判决书的分析,恶势力犯罪被告人的文化程度较低而且大多无固定职业,在社会阶层中他们就是社会的底层人员,本身个人能力的不足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上谋求一份正当的职业,而诸如非法讨债、开设赌场等暴利行业吸引着他们,当他们接触到暴利的涉恶产业后,就会积极加入并参与这种产业的经营。此行为涉及社会文化相关因素,正如有学者指出:“犯罪的根源在于人类文化自身[5]”。在社会化的进程与更迭中,超越社会满足能力以及违背社会文化准则的需求愿望逐渐提高,这一需求一旦无法得到满足便容易引起犯罪[2]。但犯罪并不是不可控制的,我们依然可以采取相关措施预防,减低犯罪比例。同理,人类文化因素也可以化解缓和社会内部矛盾,从而预防犯罪。而恶势力向基层渗透,这一现象也表明了基层社会文化失范,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扭曲。

(二)学习理论

学习理论即犯罪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则认为,一个人的犯罪行为是通过观察学习或实施犯罪行为而获得的;同时一个人实施犯罪行为与否,极大地受制于社会环境中的有关因素[6]。而上文对判决书的分析已经表明,在恶势力犯罪的纠集者中有前科的犯罪人较多,这些犯罪人之前已经实施的犯罪大多也都是寻衅滋事、开设赌场、聚众斗殴等犯罪,其再犯表明这些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仍然较高。而这些犯罪人多为恶势力的纠集者,成为恶势力犯罪的“老大”、“头头”等,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所具有的“犯罪经验”较为丰富,在一个群体中蛊惑、传授其惯用的犯罪手段。而在这一群体中的人们,比如与其关系较近的亲人、朋友由于受到这些人“犯罪经验”的吸引,对于犯罪成功也就有了较高的自信,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学习发展,自觉聚集到这些人的周围,组成了恶势力犯罪团伙或者集团,在一定区域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三)亚文化理论

亚文化理论认为,存在于社会下层的社会成员之间有着众多不同的亚文化群,而这些亚文化群中的成员社会地位较低甚至没有什么地位,进而被中等阶层为代表的社会所抵触并排斥,这种抵触则引发了亚文化群成员的抱团聚集,他们持有近似的思想和价值观,同时又遭遇着相同的处境,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相互扶持、相互保护。寻求一种使自己感到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方式与社会正统价值观是相悖的。其中包括了参加犯罪团伙和从事犯罪行为。恶势力犯罪团伙的构成人员之间处境基本相同,基本上都是无固定职业、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同时因为自身有一些恶习,例如嫖娼、赌博、吸毒等,而负有较高的债务。具有相似处境的这些人便容易聚集在一起,成为恶势力团伙,实施一些财产犯罪。例如李冰某、李江某敲诈勒索一案中,被告人李冰某、李江某、刘金某、周某四人均是农民、均为初中文化程度、均有前科。四人经常纠结在一起,在其居住的良坊镇富民村的工程建设中,多次进行阻工、言语威胁以强揽工程、强行入股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经济及社会生活秩序,形成恶势力。

三、恶势力犯罪的犯罪心理学阐释

心理学的基本对象是个人。与社会学不同,心理学把社会环境只看作是刺激的根源,其注意力集中于个人对刺激的反应。犯罪心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理论试图解释人类所有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如精神分析理论。狭义理论只是试图解释人类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挫折—攻击理论[3]。对于恶势力犯罪比较有解释力的理论是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和攻击理论。

(一)心理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中称,“人刚出生时只有‘本我’,即原始的欲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成长,才形成了‘自我’以及‘超我’。‘自我’是通过现实原则的支配来调解‘本我’的需求。‘超我’即通常所说的‘良知’或者‘良心,其是人格结构中的最高层部分[4]。”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超我遵循至善原则。本我如果失去超我的控制就会处于放任状态,那么自我实现本能满足的方式就将不被道德和法律所容忍,最终导致犯罪行为[3]。恶势力以非法手段攫取高额利润,在恶势力犯罪团伙中既有拥有丰富“犯罪经验”的人,也有刚刚参加恶势力的成员。如果这些刚刚参加恶势力的成员在参与恶势力团伙的第一次犯罪时,其“超我”人格不够坚定,便会实施犯罪。而一旦其第一次犯罪成功,“超我”人格丧失,同时“本我”及“自我”追求利益的属性被放大,正是由于犯罪所带来的收益常常高于犯罪可能造成的惩罚来激起人们去实施犯罪。加入恶势力的犯罪分子因相信纠集者有效的“犯罪经验”,认为初次参加犯罪并不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而眼前的利益又是如此之大,能够解决其目前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便促成了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形成,并且会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

(二)攻击理论

攻击理论认为,人的犯罪行为源于人的攻击性心理本能。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这种攻击性虽然会逐步减弱,但不可能完全消失,常常潜伏着,一旦受挫,攻击性就又被激发出来,从而诱发犯罪[3]。恶势力惯常实施的聚众斗殴行为就是这种犯罪心理的体现。以笔者在北大法宝上检索到的杨某1、马某1、卢某聚众斗殴案件中,被告人卢某的女友因与他人发生口角,便纠集魏某和被告人马某1等人并通过谭某、党某等人纠集康某1、郑某斌和被告人杨某1等二十余人携带木棒、砍刀,在盛世豪门娱乐会所楼下与裴某1纠集的王某1等人聚集,之后发生械斗1。恶势力犯罪团伙聚众斗殴犯罪起因往往是与团伙中的某个成员与他人发生口角或者矛盾,之后便纠集多人进行聚众斗殴,反映了人所具有的攻击性心理。但不可否认,并非每个人在与他人发生口角时都会产生犯罪意图,进行聚众斗殴,这也与每个人自身的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有关。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一种犯罪。

四、结语

实践中恶势力犯罪显现出鲜明的特征,把握和分析其特征和趋势,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是导致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紧张理论”“学习理论”以及“亚文化理论”等犯罪社会学理论,以及“心理分析理论”“攻击理论”等犯罪心理学理论,均可以很好解释恶势力犯罪的发生机理,从而为当前我国有效治理恶势力犯罪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司法机关和各级政府在开展依法打击恶势力犯罪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对个案背后的犯罪原因剖析,制定有效预防犯罪的措施,为夺取扫黑除恶斗争的最终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黄京平.黑恶势力利用“软暴力”犯罪的若干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2):1-12+23.

[2] 陈梅.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对策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8(6):83-85.

[3] 许章润.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4] 林山田,林东茂,林灿璋.犯罪学(增订第五版)[M].台湾:三民书局,2012.

[5] 杨燮蛟.现代犯罪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6]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注释

1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9)甘0102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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